1980年李作鹏监狱探视中提及未归还的金壳手表

1980年6月27日下午，李作鹏在秦城监狱迎来了他的三个孩子：长子李冰天、次子李炎天和小女儿李小征。在这次探视中，他们不仅交流了家常琐事，更深入讨论了家中被清理、登记和退还的财物。李作鹏突然提到一块尚未归还的金壳手表，令他面露严肃。李作鹏询问目前已经退还的手表数量，孩子们回答说有9块登记在册，李作鹏则皱了皱眉，问道：“还有一块金壳的呢？”孩子们回应说从未见过。经过短暂的沉默后，李作鹏感慨：“这些人浑水摸鱼，不仅侵害了国家的资产，还损害了私人财产，我们不能让他们逞这种便宜，得写信提出控告。”这一对话之所以引人注目，并不是单纯因为手表的价值，而是反映出当时财物清查、保存和返还过程中的复杂背景。随后，李作鹏在监舍中详细记录下茶叶、存款和手表等财物的情况，要求有关部门进行查实。 有趣的是，在探视中，李作鹏提到的一些生活细节相当琐碎。他提到家中曾有几大麻袋的高级茶叶，为了防止虫蛀，家人放入了卫生球，结果导致茶叶全都受到影响；而在搬迁和保管过程中，一些物品则不翼而飞。家庭中的存款约有1.6万元退还，孩子们每人分得1000元，剩余的由妻子董其采存入银行。探视的内容并不完全沉重，李冰天与父亲谈及孩子的名字，李作鹏建议取名“春雨”，并解释道：“春雨贵如油。”李炎天则告诉父亲他将要订婚，希望李作鹏为未来的孙辈起名，李作鹏打趣道：“多做事，少说话，要节俭，推进‘四化’。”他还在女儿李小征的笔记本上写下赠言：“见闻如见人，文采更喜人。”这些简短的话语，与他随后的申诉材料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折射出他作为监狱囚徒的两面：一方面关心家人，另一方面又不忘继续争取认为未解决的事情。 李作鹏于1914年出生在江西吉安，早年家境贫寒，曾在乡村小学接受教育。1930年，红军在吉安粤港一带扩张时，年仅16岁的李作鹏加入了红军。由于文化基础薄弱，他十分重视学习，最终掌握了电报翻译和破译等技能。长征时期，他在中央军委系统工作，参与过机要、电讯和军事指挥，后因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参谋训练职务而受到关注，成为林彪器重的干部。 在抗战时期，李作鹏长期担任参谋和指挥工作。在一次战斗中，他的眼睛因日军的毒气受伤，自此常戴墨镜。1945年后，他进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，辅助刘亚楼的工作，并在辽沈和平津战役中担当重要指挥角色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李作鹏曾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，并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，1962年起任海军副司令员。凭借他在军队中的经历和参谋才能加之与林彪的密切关系，他逐渐升入重要职务，但这些政治关联也使他在后来的政治风波中深受影响。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，李作鹏参与了相关事务，而在1971年的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他被隔离审查。1973年8月，被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后，李作鹏被关押在秦城监狱。此后的多年里，他的生活受到严格限制，家属与他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探监实现。 在1980年的谈话中，李作鹏发现案件的处理依然在继续。对于财物问题，他没有抱怨，而是将情况详细记录并递交给有关部门。虽然材料的处理是否令人满意尚待考证，但“金壳手表”这一小细节，确实体现了他对财物清查的质疑。1981年1月25日，李作鹏被判有期徒刑17年，并剥夺政治权利5年。刑满后，他按照组织安排在山西太原生活。1999年，由于年事已高且子女不在身边，经批准与妻子回到北京。2009年1月3日，李作鹏因呼吸衰竭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5岁。